制度创新决定区域发展
制度创新决定区域发展
考察现阶段中国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省份的省会城市非常发达,而省内其他城市相对偏弱。但是,江苏省会南京就没有“一枝独秀”,与苏州经济总量相差5000亿元左右(山东也有,但差距很小). 分析这一独有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区域不均衡发展,并为缩减地区经济差距这一重要的政策目标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和工具。 作为长三角地区西北部的重要经济节点城市,近20年来,南京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与核心指标上表现出“总量偏小、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经济开放程度较弱”的特点。 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南京与上海的距离近,受上海发展的覆盖;二是认为南京周边与其他省份的欠发达地区接壤程度高,不像上海和杭州周边都是发达城市。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和发生作用的条件去寻找。 我认为,南京的滞后与它没有把握江苏发展的两次重要机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次是1984年左右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后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 为什么乡镇经济会在苏锡常突起而没有出现在南京都市圈?这既与苏锡常的历史文化有关,也与它们靠近上海、接受上海的辐射有关。苏锡常地区的集体经济后来顺利地改制为民营企业,抓住了1997年后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为上市融资和吸收外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苏锡常的经济高速成长,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地理效应,而南京都市圈在这一轮竞争中,因经济距离缺乏大幅度吸纳FDI的成本优势,所以没有明显分享到这一效应,其在长三角中的位置逐步陷入“塌陷”和“边缘”。 导致区域差距的决定因素是区位优势和制度创新。现在普遍认为,创新经济是当下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这一场新的区域竞争中,随着之前30年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完成,决定区域能否崛起的将是制度创新。因此,着力于制度创新的城市,很有可能扭转之前的发展颓势,引领新一轮发展。 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能力,从根本上说更多地取决于依托于内需的创新体系,因而科教资源丰富、区域创新体系相对健全、具备政治优势的南京都市圈,就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竞争中拨得头筹。2012年南京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第7位,与从2009年开始大力搞科技创新有直接关系。 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即自主创新为什么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而不是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经济?这是因为,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做的是别人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自己只能成为别人的零部件供应商,被别人纳入其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做加工贸易。 所以,我们必须转型,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自主创新模式,否则中国的经济可能在“十二五 ”时期之后出现衰退。这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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