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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创刊10年我三联生活周刊门下铅笔头扯谈的乐趣shangjinblogtechwebcom

发布时间:2020-03-11 12:22:28 阅读: 来源:胶垫厂家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10年:我,三联生活周刊门下铅笔头 每次当听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对那首《当我64》有感而发,也曾经思考过什么时候写写自传。正如同席勒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如此热衷于为历史下定义。

“一代人的标志是符号,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普通的符号。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属于他们变革的重任,就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这是哈罗德·罗森堡在他那本《荒野之死》中的呻吟。很有兴,我成为了这样一代人之中的一个,尽管这些人中其中年龄大的足够跟我叔叔称兄道弟,但是我们依旧是有标志符号的一代人,一代试图书写点什么的人。1994年,当第一批精挑细选的生活周刊种子们穿过众多等待维修的冰箱,爬过锈迹斑斑的铁楼梯到净土胡同的编辑部时,我肯定正在附近操场上跟一群人围着球瞎跑呢。如果净土胡同时代的选题会上,大家争吵的声音再大一点的话,估计我很有可能会在教室里面也跟着思考起来,甚至有可能跑过去跟那些“大人们”说,“你们探讨的问题太差劲了。”我来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大队人马早已经把安贞大厦附近的大小饭馆吃腻了。不过净土胡同依旧留下了我诸多的记忆,要知道那条安静的小胡同过往的自行车都很少,最适合跟女同学放学回家路过。

如果不是我年龄小,也许在三联生活周刊写字的日子比2002年底还应该早一些。最早认识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是王峰,1998年他去跟着于简办《PC LIFE》,我给他写专栏,他第一次介绍自己,以我原来在三联生活周刊自居。许知远那时候负责编辑我的专栏,也口口不离生活周刊如何。此后又陆续认识了邹剑宇和陆新之,以及诸多介绍中可以用前三联生活周刊作前缀的人。

谁是中国的亨利·卢斯,这是我没来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曾经闪念一过的问题,这位20世纪上半页的新闻老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三联生活周刊这类杂志模式的先驱,正是他创办了《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这些曾经的模仿对象。后来有人写了本《亨利·卢斯的遗产》作回忆总结状,这时候我才发现亨利·卢斯坚信新闻应该教育大众,并且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那么我们这些三联生活周刊的门下笔杆子们在捍卫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曾经与很多老周刊人交流过,以左派思想著称的高昱告诉我,“我们在捍卫公平和社会的根基”;又有海龟派刘怀召灌输我:“我们始终应该追求一种自由,向所有不公正比中指”;当然还有很多“启蒙”说。

实际上我对亨利·卢斯的崇敬并不是非常强烈,但至少我认同他的好奇心理,以及能够在1941年就写出《美国世纪》这样的文章宣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未来。而这种好奇心和大胆判断能变成白纸黑字,对于我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曾经有一部电影,讲两个房屋外装修材料供应商抢客户,其中一个经销商会拿着部135相机,支起来三角架佯装《生活》杂志拍房屋装修对比图片,房屋的主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旧房子上杂志,会为此购买装修材料。这俨然对于采访问题的笑侃,却深深的激发了我。

在来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在新浪网也作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对于1999年就开始在chinabyte专栏涂鸦,后来被猛小蛇强迫册封为108虾之一的人而言,坚信网络的话语力量,始终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本能。但是当我看到约瑟夫·布罗斯基写道:“倘若我们认定人类智慧应该停滞不前,那么此时文学就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大众应该学会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80年代,以及文学青年的复苏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在2003年再版的时候,我曾经在写给生活周刊的稿件中流露出我对于文字写作的怀疑。要知道自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始收录电视片来记录档案了,文字工作者们已经被他们的传播语态抛弃了。而我却又回到了比网络文字更“原始”的杂志写作之中。

很多时候,唯一经历三联十年的苗炜同志被视作三联生活周刊的青年导师,从早年在生活周刊晃悠的许知远到新一代的主力圆桌腿困困,都把苗炜列入青年导师的行列。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上能够充当青年导师的老同志大有人在,从毕熙东到胡泳,有一次跟胡泳通电话,具体说的什么放下电话就都忘了,唯一记住了一句,“你如此年轻,真不错啊。”这种感慨也许在10年前生活周刊创刊时,很多老老老同志们也抒发过,当然是对着10年前的苗炜之流说的。

王晓峰始终试图给其他男同事灌输一种理念,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等同于搬进了尽忠胡同。在最初的日子,我认为朱伟同志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让你失语的,这对于以前写野字和酷爱评论的我很是难受,不让议论,不让写字的直接发言,这可算是写作技巧上的新要求。我心想,那些所谓要被采访的人,表达的还不如我想的明白。即便我现在也认为,采访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某人的一张嘴,在国内目前的新闻和言论环境,语不惊人势不休是很难的。所以我更相信《纽约时报》退休文字工作者恰克·卡斯伍德所说的,“电视台出名的就是只有嘴没脑子全天候念稿子的播音员,报纸则是各色专栏作家风光十足,而杂志呢,除了铁杆读者,没有人记住你是谁”。没错,我就是那个只有铁杆才记住的铅笔头。

每次当听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对那首《当我64》有感而发,也曾经思考过什么时候写写自传。正如同席勒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如此热衷于为历史下定义。

“一代人的标志是符号,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普通的符号。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属于他们变革的重任,就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这是哈罗德·罗森堡在他那本《荒野之死》中的呻吟。很有兴,我成为了这样一代人之中的一个,尽管这些人中其中年龄大的足够跟我叔叔称兄道弟,但是我们依旧是有标志符号的一代人,一代试图书写点什么的人。1994年,当第一批精挑细选的生活周刊种子们穿过众多等待维修的冰箱,爬过锈迹斑斑的铁楼梯到净土胡同的编辑部时,我肯定正在附近操场上跟一群人围着球瞎跑呢。如果净土胡同时代的选题会上,大家争吵的声音再大一点的话,估计我很有可能会在教室里面也跟着思考起来,甚至有可能跑过去跟那些“大人们”说,“你们探讨的问题太差劲了。”我来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大队人马早已经把安贞大厦附近的大小饭馆吃腻了。不过净土胡同依旧留下了我诸多的记忆,要知道那条安静的小胡同过往的自行车都很少,最适合跟女同学放学回家路过。

如果不是我年龄小,也许在三联生活周刊写字的日子比2002年底还应该早一些。最早认识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是王峰,1998年他去跟着于简办《PC LIFE》,我给他写专栏,他第一次介绍自己,以我原来在三联生活周刊自居。许知远那时候负责编辑我的专栏,也口口不离生活周刊如何。此后又陆续认识了邹剑宇和陆新之,以及诸多介绍中可以用前三联生活周刊作前缀的人。

谁是中国的亨利·卢斯,这是我没来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曾经闪念一过的问题,这位20世纪上半页的新闻老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三联生活周刊这类杂志模式的先驱,正是他创办了《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这些曾经的模仿对象。后来有人写了本《亨利·卢斯的遗产》作回忆总结状,这时候我才发现亨利·卢斯坚信新闻应该教育大众,并且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那么我们这些三联生活周刊的门下笔杆子们在捍卫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曾经与很多老周刊人交流过,以左派思想著称的高昱告诉我,“我们在捍卫公平和社会的根基”;又有海龟派刘怀召灌输我:“我们始终应该追求一种自由,向所有不公正比中指”;当然还有很多“启蒙”说。

实际上我对亨利·卢斯的崇敬并不是非常强烈,但至少我认同他的好奇心理,以及能够在1941年就写出《美国世纪》这样的文章宣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未来。而这种好奇心和大胆判断能变成白纸黑字,对于我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曾经有一部电影,讲两个房屋外装修材料供应商抢客户,其中一个经销商会拿着部135相机,支起来三角架佯装《生活》杂志拍房屋装修对比图片,房屋的主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旧房子上杂志,会为此购买装修材料。这俨然对于采访问题的笑侃,却深深的激发了我。

在来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在新浪网也作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对于1999年就开始在chinabyte专栏涂鸦,后来被猛小蛇强迫册封为108虾之一的人而言,坚信网络的话语力量,始终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本能。但是当我看到约瑟夫·布罗斯基写道:“倘若我们认定人类智慧应该停滞不前,那么此时文学就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大众应该学会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80年代,以及文学青年的复苏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在2003年再版的时候,我曾经在写给生活周刊的稿件中流露出我对于文字写作的怀疑。要知道自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始收录电视片来记录档案了,文字工作者们已经被他们的传播语态抛弃了。而我却又回到了比网络文字更“原始”的杂志写作之中。

很多时候,唯一经历三联十年的苗炜同志被视作三联生活周刊的青年导师,从早年在生活周刊晃悠的许知远到新一代的主力圆桌腿困困,都把苗炜列入青年导师的行列。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上能够充当青年导师的老同志大有人在,从毕熙东到胡泳,有一次跟胡泳通电话,具体说的什么放下电话就都忘了,唯一记住了一句,“你如此年轻,真不错啊。”这种感慨也许在10年前生活周刊创刊时,很多老老老同志们也抒发过,当然是对着10年前的苗炜之流说的。

王晓峰始终试图给其他男同事灌输一种理念,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等同于搬进了尽忠胡同。在最初的日子,我认为朱伟同志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让你失语的,这对于以前写野字和酷爱评论的我很是难受,不让议论,不让写字的直接发言,这可算是写作技巧上的新要求。我心想,那些所谓要被采访的人,表达的还不如我想的明白。即便我现在也认为,采访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某人的一张嘴,在国内目前的新闻和言论环境,语不惊人势不休是很难的。所以我更相信《纽约时报》退休文字工作者恰克·卡斯伍德所说的,“电视台出名的就是只有嘴没脑子全天候念稿子的播音员,报纸则是各色专栏作家风光十足,而杂志呢,除了铁杆读者,没有人记住你是谁”。没错,我就是那个只有铁杆才记住的铅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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